袁可立,天下清官之袁可立
袁可立,天下清官之袁可立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他对明朝后期的发展贡献巨大，他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堪称当时朝廷的支柱。到了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他本人也遭到了当时统治者的封禁，可谓是一个遗憾。
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一见为人民着想的好官，在苏州有一个出名的祠堂，人们把他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这些名臣并为一列。
万历十九年，袁可立在苏州担任官职的时期为民平冤，深得人们的信赖与支持。
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被调到山西做官，因为其处处为民，使得口碑极佳，在离任期间百姓自发的去送别，人们处处流泪不舍他的离开。
一天，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身边的红人仗势杀人，百官皆无动于衷，袁可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他泯灭了皇家的威严。力排众议将他治罪。事发后罪人的同僚像贿赂袁可立想将他放出来，袁可立勃然大怒说道：“杀人偿命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能破坏，你竟然还想贿赂我，小心我将你跟他列为同罪。“
可是皇帝失去了红人简直是寝食难安，于是偷偷的将他给放了出来。
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而是将罪犯强行正法，一时间百官震撼至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但也因此触怒权贵，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1595年9月，北京景德门遭雷击，当时的明朝朝纲废弛。袁可立对朝政情况万分着急，直接毫无保留地觐见皇帝，也正是这一件事导致袁可立被罢官，这段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历史上称为“震门之冤”。一时间为袁可立喊冤者络绎不绝。
时间到了天启二年(1622)，被平冤的袁可立被任命为御史，他上任后立马投入到当地的军事建设当中，整肃军纪，设置水军，修造战舰，沿海设置炮台，亲自主持军队操练，后来在与努尔哈赤的战斗中胜多败少，成为了阻挡后金进犯的伟大长城。
事实证明袁可立的练兵规划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它设立的水军与陆军大大牵制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正是有了袁可立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的政策，才让后金快速灭亡明朝的企图灭亡。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计策反努尔哈赤的亲信，尽管当时的袁可立被阉党诬陷降职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是这名亲信还是选择归顺明朝并在战争中战死疆场。这也说明此次计划的成功。
他运筹帷幄，多次指挥大将打败后金的军事进攻，取得了夜袭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正是有了袁可立等其他大将的存在，明朝才得以延续，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他也遭到反对派的反对和非议。
后来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由此被毛文龙所忌恨。当时朝中阉党横行，毛文龙令人多方诋毁袁可立，袁可立七次上疏辞官。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袁可立辞官后，毛文龙无人能御，同时也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杀害，仅三个月就发生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又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溃。
1633年10月11日，心力交瘁的袁可立病逝。这也说明大明朝失去了最后的中流砥柱，大明朝也更加快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袁可立真的是一名正直的名臣，令小编便十分佩服，但是小编觉得在那个奸臣横行的时期，袁可立的处事方法是不是有点过于僵硬了，如果他稍微圆滑一点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受到迫害这一事实了呢？
袁可立（1562年—1633年），河南睢州人，明朝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清名将。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文能惩奸除恶、为民请命，武能奋勇抗清、保家卫国。从他在万历十七年高中进士开始算，他历经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可谓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尊享“五世恩荣”的诰命。
万历十九年（1591年），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被外放至苏州府，担任推官，负责勘验案情。苏州，自古就是江南重地，且万历年间的两大阁老——申时行和王锡爵，皆是苏州人士。二人在京城位高权重，在苏州亦把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至于苏州官场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不如履薄冰。
袁可立初涉官场，便在如此复杂的苏州府担任推官，委实不易。然而，当时的他志向高远，血气方刚，一头扎入江南官场最大的染缸，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当时的苏州太守名叫石昆玉，素来以廉直刚正著称，上任没多久，他便着手整治地方的豪强恶霸。只是，常言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那些地方豪强不仅势力庞大，财力雄厚，而且或多或少都有背景和后台。石昆玉如此行事，难免会遭到报复。
首先站出来刁难石昆玉的官员，乃是当时的应天巡抚李涞。此人好大喜功，仗着与王锡爵有交情，便在地方肆意妄为。石昆玉整治苏州豪强，李涞竟反诬他以权谋私，且将其当场拿下，下有司勘问。
慑于李涞有王锡爵撑腰，有司官员无人敢过问此案。眼看着石昆玉要含冤被贬，义愤填膺的袁可立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当着李涞的面为石昆玉喊冤说情。当时的他，义正词严，声若洪钟，驳的李涞哑口无言，羞愧而退。袁可立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其不畏权势、正直敢言的气节，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楷模。
此外，袁可立执法如山、明辨是非，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明察秋毫，不畏奸佞。譬如轰动一时的“雷鸣案”。
当时的东南沿海倭寇横行，百姓深受其害。为此，苏州府实行“海禁”，对外严防倭寇作乱，对内则严查通倭内奸。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某些居心叵测的世家大族，擅自歪解海禁法令，动辄以“通海”、“通倭”的罪名诬陷对手，打击异己，钻了政策和律法的空子。
雷鸣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无锡有一位名叫秦灯的世家子弟，颇有侠义之心，又有报国之志，遂联络了两位至交好友，一起想办法招募了一些乡兵义勇，打算投军抗倭。不巧的是，当时正好有一艘琉球的商船在崇明岛迷航。附近的人远远地看到海上有船，下意识地就鸣声示警，惊呼说倭寇来袭。
这时候，秦灯的仇家突然跳出来，诬陷他是通倭内奸，并说招募乡兵的目的是为了跟倭寇里应外合。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官府却接到这样的举报，可以想象，当时的苏州官场该有多震动。
应天巡抚朱弘谟听说此事后，甚至连调查取证的工作都没做，直接就签发了逮捕令，第一时间将秦灯三人抓捕入狱。
程序走到这里，也没太大问题，毕竟通倭事关重大，草率不得，及时控制嫌犯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应天巡抚好大喜功，急于请功邀赏，逮捕秦灯三人后，既不审讯，也不核查，而是非常武断地判定其通倭卖国的罪行，并直接上报给朝廷。
一时间，群臣激愤，朝野哗然。由于事关重大，当时的兵部尚书怕有出入，遂派人再去查证案情，而负责人，正是当时的苏州府推官袁可立。
接到任务后，袁可立毫不拖延，迅速组织人手调查案件的原委，而他自己更是亲自下基层，访百姓。一番查证，他发现本案乃是一起非常明显的冤案，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
查实冤情后，袁可立第一时间找到应天巡抚，解释道：“大人，下官奉命查证通倭案，意外发现当日在崇明岛迷航的船只，乃是琉球国的商船，根本就不是倭寇的战船。既非倭寇来袭，何来通倭卖国之说？下官以为，秦灯三人或有冤屈，不如交由下官亲自审讯一番，如何？”
应天巡抚非常心虚，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件案子的处理上，确实过于草率。但是，现在案情已经上报给了朝廷，即便有错，也必须将错就错，不然自己的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
想到这里，应天巡抚沉声道：“此案乃是本官亲自审理的大案子，能有何冤情？”
“大人，秦灯等三人恐怕是被仇家诬陷。”袁可立知道应天巡抚不乐意，但是，事关重大，人命关天，就算得罪人，有些话也必须说。
“被人诬陷？哼，你是质疑本官的判决，还是在指控本官草菅人命？”应天巡抚呵斥道：“本案证据确凿，绝无冤情。秦灯的罪责，按律当斩。袁大人好自为之，若再敢袒护嫌犯，小心本官不念旧情！”说话间，应天巡抚直接派人将袁可立逐出府门，完全不给袁可立辩解的机会。
应天巡抚为了掩饰过失，不仅将袁可立逐出府门，而且提前判决，直接派人将秦灯等嫌犯押赴刑场进行处决。幸亏袁可立早有所料，第一时间赶到刑场，顶着应天巡抚的压力，以乌纱帽做担保，要将他们三人取保候审。
众目睽睽之下，应天巡抚胆子再大，也只能勉强答应袁可立的要求，允许他彻查此案。
然而，袁可立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千方百计为嫌犯洗刷冤屈的时候，应天巡抚竟滥用私刑，在狱中活活将秦灯、王已二人折磨致死，等袁可立赶到现场时候，只有乔一琦幸免于难。
当袁可立将乔一琦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天空无云而雷，无风而动，因此，苏州百姓将此案传为“雷鸣案”。至于幸免于难的乔一琦，最终投笔从戎，为国尽忠，并在明末的萨尔浒之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应该说，袁可立在“雷鸣案”中尽职尽责，不畏强权，不污良民，并最终为秦灯等人洗刷冤屈，且还乔一琦以自由之身，此行此举，也算是为朝廷、为国家拯救了一位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
在对付后金方面，他更是功勋卓著，究其要点，大致可为：“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其中最让这满人头痛并感到羞愧的，是那招降纳叛。
袁可立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这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此后形势的发展，使近辽海域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这一成功招降，让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计划，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辞职。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其骄纵日盛，最终被袁崇焕杀死，不仅导致袁崇焕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使得后金几无后顾之忧。
袁可立被当时称为“海上长城”。在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之时。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从上述战绩可以看出，袁可立在抵御后金的长期战争中，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得后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对大明有所作为，尤其是他在靠近后金沿海一带恢复海疆，他所取得的成果，无愧于海上长城之称号。
袁可立原属军籍，即世代当兵之出身，但他却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一步步走来，几起几落，作为明天启帝帝师，他忠心耿耿；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抗清名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金陵陷落后，其子袁枢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入祀乡贤祠。
袁可立不仅对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在文学立言上也多有著述，他所著《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文作，在当时就名声响亮。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令。相距五百年，来自宋明两个不同朝代抗金名将的英灵在清朝不期而遇了。
至于袁可立为什么受到清朝封杀，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袁可立是明朝末年著名的主战派官员，并且在登莱巡抚期间，给予后金军队沉重的打击。甚至在后来一手策划了刘爱塔的归明，而刘爱塔是明朝策反后金国最高官员，对后金的打击很是沉重。所以到了清朝之时，对于这些让祖先丢面子的人物，都选择了封杀遗忘。
就这样，一代名臣被封杀三百余年，当代满族学者徐建顺教授说：“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至于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朝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 ”。?
被封杀的袁可立，我们应该记住他，因为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袁可立，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是明朝忠臣、民族英雄，中国十大清官之一。袁可立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 ''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
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为所动，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京师称"真御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言国家大事，奏疏呈上，被夺俸一年。
袁崇焕和袁可立见过。袁可立和袁崇焕是同僚关系，袁可立是河南睢州人，崇祯朝兵部尚书，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崇祯朝蓟辽督师。
